柏楊專訪：再看一眼這個“醜陋的”中國人

文／師欣

86歲的柏楊宣布封筆。他最後的作品是為即將在大陸出版的《柏楊曰》作的序，在序的結尾，他說“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廉頗老矣，風骨依稀。

他的話語曾經犀利如刀，《醜陋的中國人》使他成了一個時代的符號，讓中華人(柏楊語)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發酵。

不過，電話一邊傳來的聲音終于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楊久臥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說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劍拔弩張，已平和了許多。

2006年9月中，柏楊授權《南方周末》進行封山採訪，當是對大陸讀者的一個交待，也算是告別。

遊擊戰士

“我滿身都是傷，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難。舔傷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還要飛。”——柏楊“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柏楊雜文係列的主編陳曉明這樣總結柏楊。“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過蔣介石，後來又在蔣經國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會，卻也沒有使用傳統表達訴求的政治語言，而多是從人文角度，站在邊緣。

採訪中，他的夫人張香華曾反復強調：“柏楊沒有政治立場，他從來沒有表達過———我支持什麼？他不會再加入國民黨，也不會加入民進黨。他屬于遊擊隊，對寫作能賣錢營生已經很滿意了。”

但柏楊的“遊擊”，要到去臺灣以後才日漸顯眼，而他與政治的瓜葛卻還未結束——他高中未畢業就進入武漢“戰幹團”(國民政府為阻截奔向陜北的青年潮所設立的收容機構)，在此加入國民黨，第一次見蔣介石，興奮得甚至“忘記舉槍”；其後，顧不上媒妁之約的妻子，來到重慶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基地受訓；在重慶他結識了第二位妻子，並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溫暖，就輾轉去了東北，最後跟著國民黨敗退的路線一路到了臺灣……

對這些，柏楊都有解釋，比如投考戰幹團，是為了逃避繼母毒手，也是逃避沒有初中文憑卻“混”入高中的尷尬；至于初見蔣介石的失態，則是因為想著可以對鄉親誇口說見過領袖；到重慶是因為時局大亂；而他對最終去臺灣的說明最堂皇——— “他們要把一切交給黨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為什麼要交給黨？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調”。

但初到臺灣，他的自由還局限于老友聶華苓記憶中的靈光一現、嬉笑怒罵。他對社會反思的表達隱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艱辛、理想失敗、愛情幻滅的小說。

這樣的表現，與他身在救國團，任“中國青年寫作會的總幹事”的身份頗有差異。救國團是蔣經國創立，柏楊當然是太子門下。所以，雖能遠遠欣賞，聶華苓其時對柏楊也還有自然的“畏懼”。

救國團差事，對柏楊來說最重要的或許是讓他終于告別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餓得發昏的柏楊曾在街頭大罵自己“無能”。只是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華，柏楊才放棄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為養家糊口，以“柏楊”之名進行雜文創作。

寫雜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滿，女兒佳佳的出生又平增親情慰藉。而他的雜文也漸露鋒芒，針砭時弊，並擁有了相當數量的讀者。不過，他卻在不經意間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這一撞突然且致命。

為貼補家用，柏楊兼職給《中華日報》家庭版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有一個主題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個小島，競選總統，發表演說。其中“Fellows”一詞，被柏楊幽默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個說法其實常見于蔣介石發言中對民眾的稱呼，在那個年代，總會惹人聯想。1968年3月7日，他終于被冠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而入獄，稍後又追加了“共黨間諜”的罪名。

不過，直至判決之前，柏楊依然心存希望。“開始，我以為只是一場誤會，他們可能做事太積極、抓錯了人。”他更沒有想到會因言獲罪。當時，他曾告訴倪明華：“蔣主任(即蔣經國)是熱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然而，柏楊的幻想終于逐步幻滅了。最悲慘的時候，他甚至嘗試了自誣、悔過、接受誘供。前前後後，他在監獄總共度過了9年26天。

柏楊表示，“入獄那天我真是跟國民黨劃清界限，絕望了。”然而，他對社會的抨擊卻是經歷了獄中的煎熬之後才真正猛烈起來。從自由人走入監獄，再從監獄獲得自由後，柏楊對政治、人性等有了豐富的參透和領悟。

出獄後，人生再一次歸零的柏楊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他鋒芒畢現，甚至就兩岸關係、民主、自由等政治問題發表評論。他也一再強調：“我本身沒有絲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點貢獻，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氣氛，有時被問到政治問題，我就據實回答。”

老天真

醜陋的中國人，其實就是一句話，這是一種態度和宣言，被柏楊喊出來。———陳曉明

柏楊最後出版的一本書叫《天真是一種動力》。

這份對“天真”的認知來自被關押的記憶。“在軍法處看守所被羈押的日子，監獄外面就是農田，常聽到種田的老農們指指點點向別人介紹說：‘裏面關的都是老天真，他們夢想什麼民主！’”

柏楊老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常常抱怨社會混亂，柏老卻能永葆信心。因為他從歷史角度看待問題，有時候比我們年輕人還樂觀。”

從小說到雜文而入史，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以十年為單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創作階段，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歷史，柏楊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國民性的反思也變得逐漸深刻起來。

柏楊覺得自己的小說與雜文有同等的成績。他的小說常寫生活艱辛，希望讀者讀了去想，“主角為什麼會這麼受苦”。但讀者的反應往往只是覺得難過，這讓柏楊覺得很受傷。

本是詩人的柏楊夫人張香華直言，“柏楊不適合寫小說”。在她看來，柏楊的張力，批判精神更多還是通過雜文來體現。

牢獄，讓柏楊的天真有了大爆發。一本《醜陋的中國人》讓大陸的讀者一下知道了柏楊。“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窩裏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當年都被稱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個鬥士型人物，語言帶有挑戰性和攻擊性。”同心出版社的謝璽璋強調對柏楊認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所謂壯懷激烈的情感。

這種觀念的成型當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麼大的腐蝕力。”

時代變了，謝璽璋多年後重讀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楊給我的感覺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誇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過于絕對。”

柏楊還以另外的方式對文化、傳統進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歷史和人權教育。

入獄是一個轉折點，單調的牢獄生活，使柏楊不再有豐富的訊息加以指點評論，能看到的報紙有限，但是史書是一個例外。

在牢房裏，柏楊每天背靠墻壁坐在地上，在狹小天地裏開始抒寫“小民的歷史”。這期間，他高產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認為柏楊轉向歷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選擇，柏楊卻不同意。“我逐漸發現中國的歷史太久，文化綿延太久，一切的病態，一切的陰暗面，現代人固然要負責，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應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檢討。所以我改研究歷史，從歷史中去探討我們的根，哪些是優秀的，哪些不是優秀的。”

猶如醫生指出病症，柏楊也在多年思考後得出了藥方，“我曾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沉淀、腐化力極強的醬缸……現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發現中國文化的基因裏，一開始就缺少人權思想，從沒有人權素養。”

“要改變中華民族的氣質，絕不能仰仗‘大人物’動手，應先由‘小人民’做起。”顯然，對于柏楊來說，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成人權素養，那就還是有醜陋之處的。

愛恨情仇

在臺灣，他沒有一般家庭中那種子女的團聚，我想他有失落。——張香華

作家聶華苓曾評價柏楊小說和雜文有一個共同點，“在冷嘲熱諷之中，蘊藏著深厚的‘愛’和‘情’。”

問及出獄後57歲的柏楊怎麼就吸引了相差近20歲的張香華。“不知道呀，就這樣稀裏糊涂嫁給他了。”眼前這位已60多歲的優雅女人煥發出少女般的情懷。

張香華記得，初次見面後轉天就收到柏楊的信，“感謝上蒼讓我遇見了你”。柏楊的行動力讓張無所適從，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話——“成個家好不好”。張香華說，她曾推說不合適，覺得柏楊已經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擊。但柏楊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擊”就徹底擊中了她。對于柏楊的愛，老友孫觀漢曾總結說：“寧願為了愛而失戀，而不願因為失戀而不愛。”

如今在共同走過28年之後，張香華會跟記者分析柏楊自身的矛盾性，“他從封建社會走出來，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層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國人，徹底的儒家：重情意，很體貼。”張香華還這樣描述柏楊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強壯的靈魂，會被他毀掉。因為他很會寵人，寵他的女人，寵朋友，沒有原則。”

夫人辦事歸來，他會道一聲“辛苦”；家裏已經有車，還要給張香華再買一輛方便她使用……他的寵，尤其體現在柏楊入獄前，給前妻倪明華的一封信，事無巨細，情意綿綿。“努力補習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處控訴，更不可雲軍法不公，免你再受打擊”。

然而，倪明華還是成了柏楊5位妻子中，惟一主動離開他的，在他獄中最絕望的時候，終于形同陌路。但柏楊依然有同情。“1960年代坐政治牢，連孩子讀書也被人罵，沒有臉上學。我想她是不得已……”

當然，更早幾次婚姻的結束似乎還是柏楊的主動放棄，但他早期顛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棄多少具有時代悲劇的意味。柏楊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兒的照片保存了40年，後來還提出了他自己根本無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約……張香華對此卻有足夠的包容和理解，“從窮鄉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後惹來殺身之禍，變化這麼大……落差也很大。我覺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無法白手偕老。”

柏楊交往圈很廣，但是牢獄之災後，朋友也過濾掉三分之二。對此，他也早就預感到“人在危難，朋友自必少，若幹朋友，必有嘴臉者，萬勿悲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經歷洗禮，他與核物理學家孫觀漢以及讀者陳麗真的情誼確是歷久彌堅。

大陸的讀者總喜歡把柏楊與李敖放在一起，因為兩個人都因文字入獄，又都有頗大的影響力。針對《醜陋的中國人》，李敖還著有《醜陋的中國人研究》，其中多篇章節矛頭都直指柏楊，而在《柏楊回憶錄》中，對李敖則只字未提。與兩人都熟識的王榮文告訴記者，“兩個人完全不同的態度，足以見雙方不同的個性。這就是柏楊的策略和為人。”

問及柏楊此生最大的遺憾，夫人張香華停頓了片刻回答道：“雖然他沒有明講，但是我能感覺到，他人生那麼曲折，兒女都比較疏離。在臺灣，他沒有一般家庭中那種子女的團聚，我想他有失落。”

當然，時下讓這位老人最受傷的當屬歲月，他曾說，“想起失智、癱瘓、中風，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遠超過任何政治恐怖。因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則由老人個別承擔。”

歲月，是任誰都避不開的檻

25日，在經過了數天的等待之後，記者終于被告知可以和柏楊先生通話了。對于年事已高的柏楊來說，出急診已是常事。就在前一天晚上，他才剛從醫院返回。

電話裏，柏楊聲音低沉，鄉音濃厚。他明顯精神不濟，交談中，時常需要夫人張香華在旁邊翻譯、補充。

記者：久臥病床這段時間裏，您想的最多的是什麼？

柏楊：還是文化問題吧。思考形式一樣，但是實際問題不同了。世界局勢還是“戰爭- 和平”交替轉化。以前戰爭，都是貪圖對方土地，現在打敗你，還要支援你重建，這就是文化問題，不在圖財物，而是戰勝國援助戰敗國。現在全世界思潮都圍繞金錢領域，長期以往，社會發展會毀在這上面，價值觀都是金錢之上，這個思想需要轉變和平衡。

記者：進入21世紀，臺灣、大陸社會都有所進步，那麼回頭再看您30年前寫的《醜陋的中國人》、《醬缸文化》，在今天是否有新的變化呢？

柏楊：當然有變化。像以前批評公車上沒人讓座，現在公共秩序就好多了。昨天我挂急診，服務態度好極了。看到進步，覺得高興。

記者：柏老立足于國民劣根性、傳統文化批判，很想知道，其中是否有對自我的反思呢？

柏楊：我所批判的東西，正好我自己都具備。(笑著說)我當然是觀照自己來寫文章，否則怎麼能有這麼深的體會？一個文化影響一個人、一片人，它的影響無微不至。即便是融入其他文化底蘊中，都不會很快消失。

記者：您如何評價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柏楊：人是有慣性的，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我年輕時在重慶當督察，答應給人家辦一件事，結果沒辦到，現在想起來很對不起人家。年輕時經常忙得要命，哪有時間反思。現在老了、病了，就會想過去，想人生每一個階段。(張香華插話：他蠻能反省，很少有像他這個年紀的人還能不斷反省自己的。不然他有這麼多缺點，早開除他了。)我一生都不圓滿。

其實我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所有談到文化弊端中的毛病我都具備。(張香華插話：沒有那麼糟糕啦。他就是大老粗，粗中有細，容易激動，非常倔強，寧可做後悔的事情也絕不妥協。生氣時還動不動要離家出走。柏楊笑辯，哪裏有。張香華：你可以反駁我呀。)

記者：自己，還有親朋好友，都在您所說的帶有劣根性的傳統文化中生活，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您會如何去面對他們呢？

柏楊：其實每個人站在自身角度上，都覺得有道理。我還是包容多，批判少。(張香華插話：生活中他就是一個老好人，對人家的好，不知道適可而止。)

記者：假使人生能夠重新選擇，您會選擇怎樣度過一生呢？

柏楊：當監牢裏的獄卒吧。(張香華大笑：聽他瞎說，他還說過羨慕那種父為宰相、子當狀元、懷有嬌妻的生活呢。他說話都是跑野馬狀態，如果跟他不熟悉，很難進入狀態的。兩個人再次笑起來。)還是那種生活吧——沒有憂愁，很快樂，不再為疾病所纏身。

記者：您覺得這一生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柏楊：和最親愛的老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