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齊邦媛】
錢穆先生在台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那麼「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麼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衝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裡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麼。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麼樣既政治正確又活潑有啟發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聖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聖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並無出版計畫,並派我前往懇請已來台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台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台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回到館裡,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在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於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不僅帶給他館裡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 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捨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後台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半世紀動盪,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了。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鬥救國的心情多麼不同。1949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輓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於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恆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2008年8月31日
[+/-] : 【推薦】紅葉階前 憶錢穆先生
2008年8月30日
[+/-] : 【筆記】關於詩(羅智成、林婉瑜)
羅智成:「每個創作者都覺得自己的詩是最動人的。」
羅智成:「如果在創作時得到樂趣,其餘就都是Bonus。」
林婉瑜:「詩是最孤僻的,它不會因為要讓讀者了解而做出太多讓步。」
林婉瑜:「字詞之間彼此合作,而不是互相抵銷。」
兩種對寫詩的主張:林婉瑜的「切身、真誠」,羅智成的「快樂」。
2008年8月23日
[+/-] : 月偏食
我們有的一切
如月偏食
不盡美好
卻令人難忘
是由於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的美麗場景
才如此困窘
才如此難解
才如此在不對等的天平上
才如此放縱又不放心的
對待愛情
過去我們不能理解的
隨著月起又月落
已經明晰如滿盈的月光
明晰如滿盈的月光
2008年8月21日
[+/-] : 【筆記】Clannad
為處事而煩惱,為功名而奔波的生活,對我們這樣的人是遙不可及的。~Clannad,岡崎朋也
追求真理之人切記不可傲慢,即使無法用科學的語言來表達,也不應該嘲笑奇蹟的存在,不可將目光背離這個世界的美麗。~Clannad,一之瀨鴻太郎
2008年8月16日
[+/-] : 【新聞】 第32屆金鼎獎 得獎名單揭曉
【中央社╱台北十五日電】
第三十二屆金鼎獎得獎名單今天揭曉,並同時舉行頒獎典禮,除先前公佈的「特別貢獻獎」得主遠流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及信誼基金會執行長張杏如外;其他三十四個獎項中,城邦、印刻、和英、遠流出版社及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等都獲得兩個獎項。
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頒贈「特別貢獻獎」,並致詞期勉台灣出版業掌握華文、華語市場的利基,繼續努力;政府也會站在鼓勵立場持續推動發展,將文化提升作為重要的政策,以「軟實力」來提升國家競爭力。
今天的出版事業盛會中,除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外,還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藹玲、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林載爵、知名作家廖輝英、資深兒童文學作家馬景賢等擔任頒獎人。
第三十二屆金鼎獎得獎名單如下:雜誌類出版獎:最佳人文類雜誌獎:「逍遙雜誌」,最佳文學及藝術類雜誌獎:「印刻文學生活誌」,最佳財經時事類雜誌獎:「遠見雜誌」,最佳兒童及少年類雜誌獎:「地球公民365」,最佳科學及技術類雜誌獎:「科學人雜誌」,最佳資訊應用類雜誌獎:「dpi設計流行創意雜誌」,最佳家庭及生活類雜誌獎:「張老師月刊」,最佳語言學習類雜誌獎:「Advanced彭蒙惠英語」,最佳新雜誌獎:「新地文學」,最佳專題報導獎「經典雜誌」陳世慧,最佳編輯獎「商業周刊」王文靜,最佳美術設計獎:「dpi設計流行創意雜誌」廖純慶、張上祐,最佳攝影獎:「經典雜誌」杜志剛,最佳專欄寫作獎:「人本教育札記」方偉達。
一般圖書類出版獎:最佳人文類圖書獎:「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最佳科學類圖書獎:「蚊子博士連日清」,最佳社會科學類圖書獎:「假全球化」,最佳文學類圖書獎:「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最佳藝術生活類圖書獎:「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最佳工具書獎:「福爾摩沙植物記:101種台灣植物文化圖鑑&27則台灣植物文化議題」,最佳漫畫書獎:「絕對小孩」,最佳著作人獎:「笛鸛」巴代 (林二郎),最佳主編獎:「邱妙津日記」賴香吟,最佳美術編輯獎:「茶席─曼荼羅」曾小芬,最佳翻譯人獎:「最藍的眼睛」曾珍珍。
兒童及少年圖書類出版獎:最佳人文類圖書獎:「飛天紙馬─金銀紙的民俗故事與信仰」,最佳科學類圖書獎:「和溪流做朋友」,最佳文學語文類圖書獎:「獸和一群長得很像的小魚」,最佳圖畫書獎:「那魯」,最佳漫畫書獎:「花翼妖精WINGS」,最佳著作人獎:「海洋台灣的故事─香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與艾爾摩沙」李毓中,最佳主編獎:「黑白村莊」周逸芬,最佳美術編輯獎:「我的台灣小百科」李凌瑋、黃淑雅、吳慧妮,最佳插畫獎:「誰偷了便當」葉安德。
2008年8月15日
[+/-] : 台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
台灣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包含兩個來源:一個是對台灣本土的認同;一個卻是對「中國」的認同。對台灣本土的認同是「鄉土的」,但是對「中國」的認同卻像是「宗教的」(「儒家」作為宗教不過只是一種形式罷了,真正的還是「中國」)。「中國」在台灣很快的被解構並且凋落那個名字,但是其形式卻被保留至今。證據就是,台灣人總瞧不起中國把「文化」的命革了,覺得那一點也不「中國」,並且感到不屑,那種不屑就帶有「正統」的情感,表現在某些語言上:只有繁體字才是正統;台灣是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
「中國」作為宗教像是由西方所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的,比較某些宗教訴諸的形而上的真理與永恆,它訴諸歷史上的真理與永恆。也因此,中國作為「文化宗教」比起一般宗教具有更大的彈性,它將一種「形而上的純粹精神」轉向「血脈上的純粹精神」,這種血脈具有的純粹內涵就是「中國」本身。它在其中圓融、流傳,如「道」之長存。這個血脈的正統比起一神論的宗教更少可疑之處,無論如何,真實的歷事是絕對發生過的,這樣的真理比起形而上的真理更加確信。「中國」的優越就在於它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及不可辯駁的真理性,這樣的優越來自於它毫不下「超乎人」的狂語,它反倒將自身展現成一種純粹人文的道,而與天道是全然分離的。
但「中國」又不同於西方人所批評、指出的那種「民族主義」,因為它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假想敵人,它在自身就可以將自己強化,而不需要一個外在給予的目標(它最多只會將外在目標「內化」)。它的目標是內在的,而那個目標是由各種精神性的詞彙建立起來,包括「至善」、「天道」、「明德」、「君子」、「華夏」等,這些詞彙並不意味著它從本質上是傳統的,因為它也有可能是「文明」,而這些目標構成的就是「中國」作為純粹目標,一切附屬目標在這意義下充實了「中國」本身。因此「中國」不斷擴張。它的確具有和其他民族比較的這項性格,但是這個比較只是為了強化本身的純粹精神意志,而不是先有「比較」才有這種精神意志。
因此它像變形蟲一樣隨著時代改變,驕傲而且具侵略性(這兩者是相互從屬的)。因為驕傲,它特別容易感到羞恥;因為具侵略性,它更不欲被侵犯。它在所有價值之中選取自己覺得重要的,但是如果能囊括並獲得一切價值的高尚,它將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它能接受並且只能接受自主的改變,但無法接受被強求的改變,這讓它感到羞恥。因此它永遠會亟欲成為整個時代中最偉大的,以它所認同的最高道德精神的模式,它重視這個面子勝於一切。它使得一個民族即使不是個真正形而上的民族,卻也是個重視精神的民族,這個民族只有可能「高尚」而「偉大」(符合它一切重視的目標作為價值),不可能「猥瑣」或「渺小」。它不重視勝利的話,只有可能是有比勝利更重要的價值要去守護。價值在這裡不是個人的,而是全體的;全體價值無須辯論,它會要求民族全體對「一切價值」尊敬,除非和某些更重要的價值有所牴觸,就連那些「更重要的價值」都無須辯論,因為歷史、一切知識和「新聞事件」會為價值自動辯護。這些價值就構成了「教條」的基礎。
中國的宗教就是「中國」,它的神就是「中國」本身,不是「中國」的想像,而是「中國」這個詞彙本身。這個神是形而上的,因為「血脈」、「正統」的存在並非有所根據,而只是來自於全然想像的,而且唯有純粹精神能給予其正當性。這也構成了宗教的諸般條件:「形而上的神」、「信仰」、「純粹精神」、「教條」,和那種毋庸置疑的「真理性格」。
「必也,正名乎。」所以台灣人(包括我在內)對中國才會有又愛又恨的情緒,這種情緒的基礎就是:「即使共享這個名字,誰是正統?」
2008年8月14日
[+/-] : 光明與黑暗
也許
我們就像光明與黑暗
總會在交替時見上一面
然後分別
——偶然
又偶然地
我走我的
你走你的路,早已決定
不曾 不會也不必約定
在哪一個叉口
哪一段時間
哪一幕風景
何種意義下交會
我凝視你
你則躲藏在
你慣常的那種姿態後面
(你的背影彷若正哭泣)
在那種姿態後面輕輕笑著
於是 我的姿態與你的
擦
身而過
也許真的
我們就像光明與黑暗
我看不見真實的你
你也觸碰不到我的實在
只有
在並肩的那一剎那
偶然又偶然地
感受(誰的)寂寞
2008年8月10日
[+/-] : 主觀的懷疑
這是一次自省活動,關於自己情緒的起伏。這種情緒的起伏通常只展現在日記裡,而且無法以一種融貫的理性去將這一切統合。當我回顧我的某情緒,我赫然發現,我除了對我現在的那種情緒以外都一無所知。
我設想快樂、痛苦、悲傷、憤怒、恐懼、興奮、失望、羞愧,卻一無所得。我像是觀賞戲劇一般,體會一個人物的諸般情緒,不一樣的是,那是我--是我對我自己所應用的同理心,是對自己的同情。我甚至無法想像在我憤怒的時候,我會是如何的,我只能對我自己說:「在那種情形下,失去一些理性,做出平常不會做的事,這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喔。」
不同的是,我全然相信「可以理解」那句話。「是啊,你是我嘛,當然可以理解的。」
這一切難道不可疑嗎?現在在回想一下,我跟我自己對話,難道沒有我和他人對話的那種困難嗎?有的,只是達成共識的途徑變得更加便捷,只需要一個人認同就可以了。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懷疑「客觀性」,我的發問是:「什麼是主觀性?」
2008年8月5日
[+/-] : 讀"Economist: China’s dash for freedom"
原文出處:Economist: China’s dash for freedom
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的確指出這次奧運中國的「自由短跑」中的一些問題,包括一個北京主義 (Beijingoism) ,大概是像這樣的東西:
拋棄「意識形態」,共產黨現在將它的倖存和合法化賭在「緊密政治控制」、「經濟發展」和「民族 (主義) 自尊」上。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在競爭中茁壯——而這一切往往需要一個敵人。(Having dumped its ideology,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stakes its survival and legitimacy on tight political control, economic advance and nationalist pride. The problem with nationalism is that it thrives on competition—and all too often needs an enemy.)他們也對中國對西藏的處理方式提出批評(我舉雙手贊成這點)。
但這件事依然令我震驚(很難翻譯,我放棄了):
"SPORT”, as George Orwell noted more than 60 years ago, “is an unfailing cause of ill-will.” This newspaper generated some of its own in 2001, when we argued against the award of the 2008 Olympics to Beijing, and drew comparisons to the Nazi-organised games in Berlin in 1936. Chinese officialdom and many ordinary citizens were furious: another petulant effort by Western foes to thwart China’s inexorable rise.他們曾經把納粹奧運的經驗拿來作為抵制北京奧運的理由?我是知道那年的奧運的不少可笑之處,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這個網站:NAZI OLYMPICS BERLIN 1936。
有一個影片是這樣子的,他「成功」的將納粹奧運和北京奧運連在一起:
同樣展現這種觀點的文章:
The Epoch Times: The Twin Betrayals of the Olympics in 1936 and 2008寫作的人叫做Thomas Kleiber,他有個德國的名字。
不管怎樣,他們可能搞不懂:對我們東方人來說,納粹真是一頂可怕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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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4日
[+/-] : 這樣濃就可以了
這樣濃就可以了
好嗎?
請將你正攪拌著的手和
裝滿美麗星空的袋子
(正悠悠倒入呢)
輕輕擱下
請輕輕放下你手中
你所愛的與你所期盼的
我們所愛的,
無論是甜的可愛的
還是那
迷人壯麗的,
將這些暫且都放在一旁
暫且放在甕旁吧!
你看他們
在這樣濃的水中
不是正跳著舞正優雅的旋轉嗎?
這樣濃就可以了
好嗎?
就這樣
靜靜坐著看著
微笑著就可以了
[+/-] : 海德格爾談論「無」
實際上,人們並不能把無當作某一外在事物,像雨、山或任何一種對象那樣來談論和處理。從根本上說,無是所有科學都無法通達的。誰要想真正的談論無,就必須成為非科學的。不過,到目前為止大不幸的是,人們以為似乎科學思維才是唯一的和真正嚴格的思,唯有它,也必須是它才能成為哲學運思的準繩。可事實卻正好相反。一切科學的運思都只是哲學運思衍生出來的和凝固化了的型態。[…]除了哲學家之外,詩人也是談論無的,這不僅僅因為按照日常理智「在詩中較少嚴格性」的看法,而且更因為在詩中(這裡指的只是那些真正的和偉大的詩)自始至終貫穿著與所有單純科學思維對立的精神的本質優越性。由於這種優越性,詩人總是像說在者那樣說出與說及它們。[…]
[…]絕不可能像臨摹一副畫那樣直接地去說無。但是其可能性卻可以提示出來。這裡,我想引一段從詩人Knut Hamsun的一部晚年作品〈路漫漫〉中摘出來的話。這部作品與〈流浪漢〉、〈奧古斯特〉組成一個整體。它描述了奧古斯特的最後年月和結局。在那裡,當今人類已經被連根拔除的全能仍然以此在方式——並未淪入平庸——顯現出來,儘管這種此在已經陷入絕望,但仍保持純真與優越。奧古斯特的最後時光是在高山之巔的孤寂之中度過的。詩人吟道:他,端坐在這裡,兩耳之間,傾聽著真正的空寂。一個幻象,十分可笑。大海之上(曾泛於海上)有某種東西翻騰著,那裡可以聽見潮水的咆嘯聲。而這裡,卻是虛無碰撞著虛無,什麼都沒有,連個空空的洞也沒有。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二十六到二十七頁。
2008年8月3日
[+/-] : 【筆記】藝術噓購
節錄至「THOUGHTS:藝術噓購」,並修正錯字和再排版。
※※※
閱讀一件文本時,讀者總是懷抱著一種在先的理解—不管他自覺或不自覺。「詮釋」成為「權勢」,一個作者已經預先為讀者架好了理解的結構,不只透過命題、文本內容,也透過他的身份,結果讀者往往不等待「理解」(Verstehen),而只參與了「解釋」(Erklären)。這個隱去創作者身份的藝術活動,使讀者能以不同方式揭開不同理解可能。
Foucault在Le Monde上接受Christian Delacampagne的訪談(April 6-7, 1980)時,選擇了匿名的方式。在被問及為什麼要匿名發表時,他答道,西方的電影製作者在非洲村落裡放映的電影,引來的反應是西方人完全無法想像的(「關於在電影情節中的三個角色唯一使他們感興趣的是:在林間游動的光與影」)。於是Foucault說,在這個「角色決定了我們的認知」的社會中,「名稱使得閱讀太過容易」。
他要抗拒、或者去神聖化權力社會中賦予「知識份子」之名的權力,而讓主體成為文本,讓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成為不斷衍生的理解過程,而不是一種「受教」。 Delacampagne問他,"Is it the way in which philosophers, nowadays, exploit the publicity surrounding their names?"而Foucault匿名,把讀者的理解、甚至批評,帶到了「哲學家」權力之外部,讓他們在更廣的地方發聲,哲學家因而也能夠聽見被「哲學家」之名所掩蓋的真正的聲音。以下這一段我已經引過無數次,我還是願意再謄打一次:I can't help but dream about a kind of criticism that would try not to judge but to bring an oeuvre, a book, a sentence, an idea of life; it would light fires, watch the grass grow, listen to the wind, and catch the sea foam in the breeze and scatter it. It would multiply not judgments but signs of existence; it would summon them, drag them from their sleep.
※※※
Perhaps it would invent them sometimes -- all the better. All the better.
Criticisms that hands down sentences sends me to sleep; I'd like a criticism of scintillating leaps of the imagination. It would not be souvereign or dressed in red. It would bear the lightning of possible storms.
("The Masked Philosopher," in Ethics: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p. 323.")
[+/-] : Buzzword
這個字被翻譯成「行話」其實是很奇怪的。如果一個字是buzzword,就說明了這個字的內容是晦澀的、不明的,這樣的晦澀不明並不是由於它被無理的創造和無理的使用,而是在於這個字在從技術性的術語中轉為普羅用語的同時,它的內容就因為其困難性而被曲解,使得術語本身被廉價出賣成buzzword;而另一個可能性是提出這個術語的人對於這個術語也只粗淺定義、理解,因此無法清楚說出,讓這個字在詮釋者的海中漂流。
也有人把這個字翻成「時髦用語」、「流行用語」,展現它的大眾性格。就字面來看,buzz是持續的嘈雜聲,也有人因此翻成「潮詞」,彷彿具有「隨流」和「持續的聲音」之意,因此我認為這是目前所見比較適當的翻譯。
「人們使用潮詞是因為它們方便。複製某人創造的字詞比起自己想出要簡單得多。」(People use buzzwords because they are convenient. It is much easier to copy the words and phrases that someone invented than it is to come up with one's own.有人認為這是喬治歐威爾在其論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中所說,但這不太可能,因為buzzword的發明應在1970年代,我推測應該是類似意義的句子)這就顯示了為何一個buzzword的意義會含糊不清,因為人們在使用字的同時,甚至也保有對字的詮釋權力,而詮釋有時是很恣意的,但有些字卻是在創造時意義就被賦予了。
像這樣的字我們比較熟悉的,我隨意列出幾項:Globalization、Stakeholder、Visibility、Solution、Diversity、Empowerment、Win-win、Enterprise、3G、Nanometer(其餘可參考Wikipedia的List of buzzwords)。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字是人們非常慣用的,幾乎在使用的同時是不假思索的,但這些字卻被定位成「含糊不清」的。這也許多少可以說明我們在溝通上時的一個問題,就是「不假思索的使用意義晦澀的字」。(這些字也許還不只是潮詞,更有一些其他意義廣大卻沒有被討論過的概念,如存在、生命、愛情等,這些字的特徵就是:因為詮釋過於困難,詮釋者通常就是使用者。)這也是我希望台灣教育能夠更重視哲學的理由,因為只有在將buzzword當成buzzword,以及體察彼此所說的話即使不在「換句話說」的情況之下如何相同的情形下,我們才能不總是在「政治的口號」和「名嘴的宰制」之下被框進一個黑暗的堅牢彼此互毆,也不會總是在討論人生問題和哲學問題的最後投入懷疑論者、文化相對論者和虛無主義者的懷抱。
buzzword的使用當然是無法避免,並且也不需避免的,重要的是,當我們進到一個明知充斥著buzzword的世界之時,我們如何真正判斷他人所說的話以及諸用語的真實意涵,並且在引用詞語時更謹慎的去思索「這個字被賦予的意義為何?」以及「和我所詮釋的意義是否有所出入?」也只有如此,我們才不會總是把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當成「要多多思考否則就不(值得)存在」的警語。
2008年8月2日
[+/-] : The Big Question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我要推薦Robert Soloman編寫的這本哲學導論教科書:The Big Question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英文版一本要價83美元,但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譯本「大問題(我很好奇為什麼不翻成『大哉問』):簡明哲學導論」(由張卜天翻譯)只要人民幣39(若水堂賣×5.8~5,08/08/02-08/12特價期間只要×4)元。事實上我的本科並不是哲學,這是我一直很擔心的一點,因為我所使用的詞彙可以說都是由日常生活所得來,一直害怕和哲學中所使用的詞語有所差距。這樣一本導論書籍對我而言是重要的,大陸的譯本又異常便宜。
這本書從開始就有很濃厚的警世意義,他不斷追問,為何美國人的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裕,但是心靈層次卻越來越貧乏;為什麼那麼多的學生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所提出來的諸般現象,老實說,那根本就是台灣。他回憶當初人們會開始思考哲學的理由,並且說明這些理由一直到如今都還是存在的。他以種種方式嘗試說服我們:應該要「作哲學 (doing philosophy)」。
他的寫法是以基本問題的方式帶出哲學的內容基礎(包括使用的術語和傳統問題),並且介紹一些非常重要的哲學家和他們的思想、一些小故事、一些語錄。所羅門是一個好的寫手,除了思路清晰以外,他的文筆帶出很強的戲劇張力和感人肺腑的力量。
譯者因為是大陸教授,會使用一些和台灣翻譯不同的字,並且他也幾乎不附原文參照,讀者必須自己上網搜尋以了解那個字到底指稱什麼。
整本書除了「前言」、「導論」與「邏輯準備」以外共分十一章和三個附錄,最後還有「術語表」:第一章、哲學問題
第二章、生活的意義
第三章、上帝
第四章、實在的本性
第五章、真理的追尋
第六章、自我
第七章、自由
第八章、道德和好的生活
第九章、正義和好的社會
第十章、哲學、性、種族和文化
第十一章、美
附錄一、寫作哲學
附錄二、演繹邏輯 有效的論證形式
附錄三、常見的非形式謬誤
[+/-] : 【筆記】W.A.Pickering對台灣的「喜愛」
節錄至聯合報,梁正居:〈為了更加喜愛〉
1860年代,接近清朝末年時刻,一位愛爾蘭籍英國人,血氣方剛的年輕小夥子,歐洲在東方積極進取時代的熱忱角色:必麒麟(W.A.Pickering)先生,他抱懷樂觀自信──據稱來自他的上帝,帶有一種對於東方人普遍不屑的口氣,幾乎是一種無邊際的驕傲氣質,在台灣努力活動了好些時光;先後服務於清政府轄下台灣的打狗、安平海關,吃食豐厚的中國皇帝的奉祿之餘,專事行腳台灣南北踏察,直至1870年後因病退休回到英國。必氏念念不忘美麗海島,因為那裡有無盡的發財機會;在他的回憶錄著作《老台灣》一書開頭的序言裡,必麒麟幾乎是以心懷憤慨的口氣,積極提醒他的祖國──大英帝國:
──自從1860年以來,英國曾經有好幾次併吞台灣的機會,但是由於一種不可原諒的因循、延誤,它已經丟棄擁有一個肥沃島嶼的可能;在澎湖群島失去為它的艦隊取得一個有利地位的大好機會。
──現在,我們必須對於中國目前的局勢存著警覺,英國人民在中國和遠東有鉅大的利害關係,而我們英國已經不像1860年那般在北京擁有一種近乎獨占的力量,我們現在……正遭遇到其他國家……俄國、法國、德國的猜忌……以及,經由〈馬關條約〉之故,具有另一種威脅的日本,在三百年後占領了這個島嶼……
──我們應該派遣一支壓倒優勢的海軍駐在中國海上,以支持我們的全權代表;到外交無能為力的時候,就用武力來維護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這種優勢地位是我們所必須的,而且是我們理應享有的;因為我們曾經辛苦替全世界把中國開放了起來。
(189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