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

台灣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包含兩個來源：一個是對台灣本土的認同；一個卻是對「中國」的認同。對台灣本土的認同是「鄉土的」，但是對「中國」的認同卻像是「宗教的」（「儒家」作為宗教不過只是一種形式罷了，真正的還是「中國」）。「中國」在台灣很快的被解構並且凋落那個名字，但是其形式卻被保留至今。證據就是，台灣人總瞧不起中國把「文化」的命革了，覺得那一點也不「中國」，並且感到不屑，那種不屑就帶有「正統」的情感，表現在某些語言上：只有繁體字才是正統；台灣是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

「中國」作為宗教像是由西方所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的，比較某些宗教訴諸的形而上的真理與永恆，它訴諸歷史上的真理與永恆。也因此，中國作為「文化宗教」比起一般宗教具有更大的彈性，它將一種「形而上的純粹精神」轉向「血脈上的純粹精神」，這種血脈具有的純粹內涵就是「中國」本身。它在其中圓融、流傳，如「道」之長存。這個血脈的正統比起一神論的宗教更少可疑之處，無論如何，真實的歷事是絕對發生過的，這樣的真理比起形而上的真理更加確信。「中國」的優越就在於它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及不可辯駁的真理性，這樣的優越來自於它毫不下「超乎人」的狂語，它反倒將自身展現成一種純粹人文的道，而與天道是全然分離的。

但「中國」又不同於西方人所批評、指出的那種「民族主義」，因為它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假想敵人，它在自身就可以將自己強化，而不需要一個外在給予的目標（它最多只會將外在目標「內化」）。它的目標是內在的，而那個目標是由各種精神性的詞彙建立起來，包括「至善」、「天道」、「明德」、「君子」、「華夏」等，這些詞彙並不意味著它從本質上是傳統的，因為它也有可能是「文明」，而這些目標構成的就是「中國」作為純粹目標，一切附屬目標在這意義下充實了「中國」本身。因此「中國」不斷擴張。它的確具有和其他民族比較的這項性格，但是這個比較只是為了強化本身的純粹精神意志，而不是先有「比較」才有這種精神意志。

因此它像變形蟲一樣隨著時代改變，驕傲而且具侵略性（這兩者是相互從屬的）。因為驕傲，它特別容易感到羞恥；因為具侵略性，它更不欲被侵犯。它在所有價值之中選取自己覺得重要的，但是如果能囊括並獲得一切價值的高尚，它將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它能接受並且只能接受自主的改變，但無法接受被強求的改變，這讓它感到羞恥。因此它永遠會亟欲成為整個時代中最偉大的，以它所認同的最高道德精神的模式，它重視這個面子勝於一切。它使得一個民族即使不是個真正形而上的民族，卻也是個重視精神的民族，這個民族只有可能「高尚」而「偉大」（符合它一切重視的目標作為價值），不可能「猥瑣」或「渺小」。它不重視勝利的話，只有可能是有比勝利更重要的價值要去守護。價值在這裡不是個人的，而是全體的；全體價值無須辯論，它會要求民族全體對「一切價值」尊敬，除非和某些更重要的價值有所牴觸，就連那些「更重要的價值」都無須辯論，因為歷史、一切知識和「新聞事件」會為價值自動辯護。這些價值就構成了「教條」的基礎。

中國的宗教就是「中國」，它的神就是「中國」本身，不是「中國」的想像，而是「中國」這個詞彙本身。這個神是形而上的，因為「血脈」、「正統」的存在並非有所根據，而只是來自於全然想像的，而且唯有純粹精神能給予其正當性。這也構成了宗教的諸般條件：「形而上的神」、「信仰」、「純粹精神」、「教條」，和那種毋庸置疑的「真理性格」。

「必也，正名乎。」所以台灣人（包括我在內）對中國才會有又愛又恨的情緒，這種情緒的基礎就是：「即使共享這個名字，誰是正統？」